跨海越洋去看你—只为你的“中国情结”——维克多·雨果。
2026/11/19 23:26 来源:社区文化网 阅读:22.3万
作者 吴瑞虎
跨海越洋去看你,只为你的“中国情结”——维克多·雨果。

维克多·雨果,一位终生未曾踏足华夏大地的法国文豪,为什么会把最纯粹的偏爱、最公正的良知、最温柔的诗意,悉数赠予遥远的东方古国?今天,我终于来到法国巴黎孚日广场六号,这是维克多·雨果流亡期间整整居住了16年的地方,如今的雨果故居博物馆。在这里,我追寻着这个答案。
在博物馆的三楼,推开那扇漆红描金的门,我仿佛走进了一座十九世纪的微型中国艺术博物馆。墙壁上挂满了中国的瓷器,青花的、粉彩的,大大小小错落有致;桌案上敬立着木雕的菩萨、供奉着白瓷的佛像,面容慈悲而安详;天花板上悬着一盏宫灯,红穗低垂,仿佛刚刚被主人点亮。靠墙那面镶着金漆木雕的博古架,满满当当地陈列着主人从各处搜罗来的中国物件——漆盒、玉器、牙雕、刺绣,每一件都在幽暗的光线里散发着温润的光泽。

这个房间是按照雨果在英吉利海峡根西岛流亡时,为女友朱丽叶·德鲁埃设计布置所复原的“中国客厅”。当时,雨果把大小形状相近的大约60个瓷盘通通镶在了板壁上。任何人到达中国客厅,首先跃入眼帘的便是这面盘子墙。 “中国客厅”房间的装饰,体现了雨果和朱丽叶对中国文化共同的喜爱和欣赏。
十九世纪的欧洲,东方是遥远而神秘的代名词。1811年,年仅9岁的雨果在西班牙的马塞拉诺宫里偶然邂逅来自中国的瓷器——看到“两个大到不可思议的中国花瓶“,素胚青花,釉色温润,流转着东方独有的清雅气韵,瞬间惊艳了少年雨果的眼眸。那一抹跨越重洋的东方雅致,在他心底埋下一颗种子,让他从此痴迷于中国器物、钟情于东方美学,终其一生,未曾衰减。
无论在巴黎还是在流亡根西岛期间,都不断收集中国艺术品。1865年,雨果为流亡中的情人朱丽叶·德鲁埃买下了一栋小楼。朱丽叶喜欢中国的艺术,雨果便亲手为她设计“中国客厅”。他从未到过中国,也从未见过真正的中国建筑是什么样子,但他凭着丰富的想象力,把从古玩商那里买来的中国艺术品如中国瓷器、漆器、古镜、宫灯、丝绸、帘帐、牙雕、佛像、陶俑、漆匣、博古柜、瓷屏风、墨盒、熏炉、刺绣华盖、小型佛塔等错落有致地陈列在自己的寓所——“高城居”和朱丽叶的香巢——“高城仙居”之中,并配上他自己创作的57幅“中国风”绘画——38幅彩绘木刻漆版画和19幅铅笔画、钢笔画,还有他自己动手在木板上描摹想象中的中国人物——那些戴着斗笠的渔夫、撑着油纸伞的仕女、骑着毛驴的老者,线条稚拙却饱含深情,把对遥远东方的全部想象倾注在这栋小楼之中。朱丽叶在给雨果的信中赞美道:“这妙不可言的房间就像一首真正的中国诗。”

这间中国客厅让我想起一个词:情结。那不是浅尝辄止的兴趣,不是猎奇的收藏癖好,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神认同。接待我的Gerard Audinet馆长带我走进一间书房,指着满柜的书刊资料对我说,雨果的中国情结,不止于他对中国文明的偏爱,更沉淀于笔墨诗文的深情寄寓。流亡岁月,他写下《中国花瓶》,字字温柔,句句缱绻,将东方器物的清雅与灵动,揉进西式诗歌的韵律里,赠予华裔少女,寄托对遥远东方的美好期许。晚年垂暮,他创作《跌碎的花瓶》,以家中一只破损的中国青花为引,书写岁月温柔、人间善意。在他的笔下,中国不再是遥远模糊的异域符号,而是温润、纯粹、温柔、美好的代名词,是治愈岁月、慰藉人心的精神图景。

在翻阅他的书信和笔记时,我更加觉得,中国在雨果的精神世界里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。他向往中国的,不仅是那些美轮美奂的器物,更是一种他想象中的文明形态。在《东方集》中,他憧憬着神秘的东方;在《历代传说》里,他想象着古老的中国智慧。他把中国视为一种与西方现代文明迥然不同的存在——温润、深邃、富有诗意,饱含着山清水秀、刀耕火种的原始美感。
这种想象当然有浪漫化的成分。雨果的中国,是一个经过他诗人心灵折射的中国,夹杂着瓷器上的青花、丝绸上的云纹、传说中的麒麟与凤凰。但重要的不是这个想象是否精准,而是一个远在法兰西的文学巨匠,愿意把目光越过万水千山,投向一个与他素昧平生的东方民族,并且真心实意地敬重它、热爱它。在那个充斥着“黄祸论”和殖民偏见的时代,这样的情感何其珍贵。
雨果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,却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怀有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情感。这种情感从何而来?它又意味着什么?
答案或许藏在1861年的一个深秋。
那一年的11月25日,雨果在根西岛的流亡寓所里,听说了一个令他浑身颤抖的消息——1860年10月,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,焚尽万园之园的旷世风华,劫掠无数华夏瑰宝。他的愤怒不可遏制,当即提笔写下一封长信。这封信后来以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为题传遍世界,成为人类良知的见证。“有一天,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。一个洗劫,一个放火。”雨果写道,“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,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。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。”

他称圆明园是“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,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”,是“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想象力所产生的全部成就”。他痛斥劫掠者的贪婪与残暴,把法兰西和英格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在那个殖民主义如日中天的年代,整个欧洲沉浸在东方的战利品带来的狂欢之中,鲜有人敢于站出来替被侵略的弱者说话。雨果的声音孤独而响亮,像一头受伤的狮子在原野上咆哮。
这封信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,雨果把它压了下来,直到1874年才收入文集。他并非畏惧什么——流亡近二十年的雨果早已不在乎什么权势。他只是明白,在那样一个时代,有些话即使喊出来,也会被喧嚣所淹没。但他还是写了,并且终究让它见了天日。因为良知不允许他沉默。他呼吁:“我希望有朝一日,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,那才是真正的物主”。
在民族偏见盛行、弱国无公义的年代,雨果摒弃狭隘的家国立场,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,为受难的中国发声。他深知,圆明园不属于某个王朝,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瑰宝;文明无国界,正义无国别。这封短短的书信,穿越百年风雨,依旧掷地有声,让近代饱经苦难的中国,在满目疮痍的岁月里,收获了一份来自异国的赤诚善意与公正敬畏。
这封信,让我们明白,雨果的中国情结,最厚重、最震撼人心的底色,是超越国籍、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人间大义。
雨果从未见过万里长城的巍峨,从未踏过江南烟雨的温婉,从未亲历华夏山河的壮阔。可他比同时代任何西方人都更懂中国,懂东方美学的清雅隽永,懂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,更懂弱国的苦难与文明的重量。雨果的中国情结,是良知与诗意的交响,是正义感与想象力的合唱。它始于对器物的迷恋,升华为对文明的敬意,最终凝结为对被损害者的声援。这种情结,让一个法国文豪与一个东方古国在精神上紧紧相拥。

走出孚日广场,巴黎的冬日阳光稀薄而温暖。我回望那座安静的小楼,忽然想到:那个在根西岛奋笔疾书的老人,那个亲手在木板上描摹中国花鸟的流亡者,那个为远方的圆明园仰天疾呼的诗人——他所守护的,其实不只是中国的尊严,更是人类共同的文明与良知。
而这,或许就是他的中国客厅里,那盏宫灯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的原因。
山海相隔,岁月无疆。一位西方文豪的东方执念,跨越两百余年时光,连接起中法两国的文明脉络。这份纯粹、正直、热烈的中国情结,不正是文明互鉴的最好见证、跨越国界的永恒温情吗?
感谢法兰西为人类贡献了维克多·雨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