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　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　26视觉传达设计（专升本）四班　夏琛沣

指导老师：刘锡平

屏幕亮着，白底上是六个红字：学党章　守初心。刘锡平老师站在屏幕前，深色西装，胸前别着一枚党员徽章。她把讲义放在讲台上，没有翻开，先看了一圈教室里的人——几排白衬衫，坐得笔直。

“今天这堂课，我们先不急着讲条文。”她开口，“先问一句——你为什么要入党？”

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。这个问题，报名表上填过，入党申请书上写过，可真被人当面问出来，还是第一次。我也在心里问了自己一遍，答案有点含糊。

她讲党章。党的性质、党的宗旨、党员的义务，一条一条往下走。讲到入党誓词里那句“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”，她手里没有稿子，语速慢了下来，停了一下，才接着往下讲。

刘锡平老师在初级党课上讲课

课上到一半，她把话头转了个弯，转到了九十年前。

1936年10月22日，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、将台堡会师，长征胜利结束。到今年10月22日，整整九十年。

她讲于都河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。河上没有桥，老百姓把家里的门板、床板拆下来，一块一块送到河边；有位老人把自己备下的寿材也抬了来。那一夜，六百多米宽的河面上，浮桥一段一段接起来。天亮之前，队伍过完了，浮桥拆开，河面恢复原样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湘江那一段，她讲得慢。1934年11月底，中央红军在湘江边上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，八万六千人的队伍，过了江只剩三万余人。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，在敌人的担架上扯断了自己的肠子，年仅二十九岁。讲完这一段，没有人说话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没再往下写。

遵义会议她只讲了几句：一支队伍怎样在最危急的关头，第一次真正学会了自己做主——路是自己脚下的路，仗要按自己的打法打。

还有半条被子。1934年11月，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徐解秀家。临走时，她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，留下半条。徐解秀后来念叨了一辈子：什么是共产党？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，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

党章上写着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，七个字。九十年前，有人用半条被子，把这七个字写给了一个普通农妇看。

雪山和草地是另一回事。夹金山上空气稀薄，走一步要喘三口气；松潘草地的泥沼吞得下人，一脚踩空就再也上不来。长征途中，红军翻越十八座大山，跨过二十四条大河，进行了三百八十余次战斗，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。这些数字我在书里读过，读过就忘；那天下午不一样，它们一个一个落在这间教室里，落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。

刘老师不用讲稿。她把“长征”讲成了一张张脸：谁在雪山上把棉衣脱下来披给了别人，谁在草地里把最后一块干粮塞进了战友的嘴里，谁在渡口守着那条船，等到最后一个人过江。

党课课堂

我坐在下面，笔记本上只写了半页。写到“信仰”两个字的时候，笔停了。

我是专升本考进天华的。两年时间，说起来是“再来一次”，其实自己心里清楚：这两年过得快，也过得不轻松。开学第一周，我在校门口做迎新志愿者，接过别人的行李箱，也被人问过一句“这学校怎么样”。那时候我答得挺顺：专业扎实，通识广博，气质优雅。现在想想，那更像一句背下来的话。

长征路上的人，出发时是什么年纪？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五岁，战士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。也就是说，走在雪山草地上的那些人，和这间教室里坐着的人，差不多大。他们中间很多人没有留下名字，连一块碑都没有，只在某个县的烈士名录里占一行小字。

我原来以为，“纪念”是一件向后看的事：献花，默哀，看一部纪录片，然后关掉电视继续过日子。这堂课让我改了想法。长征没有停在1936年，它一直在往前。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，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。”九十年后，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上。

那我们的长征是什么？

可能是图书馆闭馆前的那半小时，是机房改到凌晨的第十七稿，是一张海报上挪了三毫米才顺眼的那一下，是“这个方案还能再好一点”的自我较劲。它是专升本这两年要把专业课补齐、把基础打牢；是毕业设计不能只做一个“能交差”的东西；是毕业以后走进一家公司、一个工作室，能不能把手上这点本事，做成对得起人的作品。

我是学视觉传达设计的。这几年，“红色文创”做得不少，可真正让人愿意停下来多看一眼的，不多。长征的故事从来不缺素材，缺的是今天的表达——缺一个同龄人愿意点开、愿意看完、看完还愿意转给别人的说法。这是我们的专业该干的事，也是我们这代人的长征里，实实在在的一段路。

下课铃响的时候，屏幕上的红字还亮着。我合上笔记本，走出教学楼。天已经暗了，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从教学楼到宿舍的那条路，树影落在地上，被风推着走。

我又想起她开头问的那个问题。答案还是说不完整，但比上课前清楚了一点。

九十年，两万五千里。他们已经用脚走完了。剩下的路，该我们用一辈子去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