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  吴瑞虎

惊悉陈一坚院士2026年8月24日在西安逝世，不胜悲痛。

这几日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。天空还是那片天空，偶尔有飞机掠过，拖着一条细长的白线，慢慢散开，散成一片淡淡的云。我便想起二十六年前的那个夏天，想起陕西阎良那间简朴的办公室里，那位儒雅睿智的老人。

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八月十二日。

那年夏天热得厉害，陕西阎良的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，踩上去像是踩着一块半化的糖。我们一行人的鞋底沾了薄薄一层黑色的沥青，走进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的大门时，人人都在跺脚。

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，中央军委决定，我国自主研制的“飞豹”战斗机参加国庆大阅兵。我作为海军的新闻官，负责协调中央媒体的记者们，前往阎良采访“飞豹”研制、试飞和装备部队的那段筚路蓝缕的峥嵘岁月。那些日子，我们穿梭在厂房、试验台和跑道之间，和工程师们挤在一起吃盒饭，和试飞员们在停机坪上顶着大太阳聊天，每个人的衣服都是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后背上结出白花花的盐渍。

八月十二日下午，我们如约来到了陈一坚总设计师的办公室。

在此之前，我已经做了不少功课。我知道他是福建人，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，是我国第一代飞机设计专家。我知道他参与过初教-6、强-5、运-7的设计，后来到了西安，挑起了“飞豹”研制的大梁。我知道他曾面对无数质疑——发动机不过关、雷达不成熟、经费不到位、方向不明确——但他带领团队在无样机、无参考条件下独立完成了“飞豹”研制，填补了我军歼击轰炸机的空白，把飞机送上了碧海蓝天。

可当我真正推开门，看到的却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个“飞豹之父”的形象。

办公室不大，一张放着一架飞机模型的老式办公桌，一排塞满了书和图纸的书柜，几把待客用的木椅子。靠窗的地方放着一盆绿植，叶子擦得干干净净，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温润的光。陈一坚从桌后站起来迎我们，身材清瘦，头发已经灰白，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，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。他的动作沉稳利落，目光里藏着历经风浪后的澄澈。

“辛苦你们了，这么热的天跑过来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带着一点福建口音的普通话，软软的，像是被南方的水浸过，满满的慈祥和温馨。

“我为什么要设计‘飞豹’？”他靠在椅背上，目光越过我们的肩膀，落在窗外很远的地方，“我小时候在福州，日军的飞机三天两头来炸。我们躲防空洞，黑乎乎的，头顶上轰隆隆地响，小孩吓得哭都不敢哭出声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飞机？”

他停了一下，转过头来看我们，眼睛里有一种很亮的东西。

“所以后来搞‘飞豹’，不少人都说难，说不可能，说不如买外国的。我说不行。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，这么大片的海域，总得有自己的飞机去守。买来的东西，关键时候靠不住。”

他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语气始终是温和的，带着微笑，像是怕吓着我们这些年轻人。但我听得出来，那温和底下压着的是怎样的一股劲，一股从少年时代就憋在心里的坚定。

聊到设计理念，他一下子来了兴致，欠起身子，从书柜里抽出一本发黄的笔记。那上面画满了各种草图，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数据，有些地方反复修改过，纸面已经被橡皮擦得起了毛。他翻到一页，指给我们看：“这里，当时我们为了减少跨音速阻力，光这个翼型就改了十七遍。有人说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我说不行，差不多就是差很多。”

说到团队，他反复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：“飞机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。我就是一个召集人，把大家拢在一起，别跑偏了。真正厉害的是那些画图的、做试验的、试飞的。有个做结构强度试验的小伙子，连续七天没回家，爱人找到了所里来，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结果他在试验室里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半块馒头。”

他笑起来，眼睛弯弯的，眼角的皱纹一层一层地漾开。那笑容里有对年轻人的心疼，更有一种骄傲，像是一位老船长在说自己的水手。

采访快结束时，一位年轻记者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敏感的问题：“陈总，当年反对的声音那么多，您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”

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安静了一下。

陈一坚沉默了片刻。他收起了笑容，右手无意识地拨弄着那本旧笔记的卷角，一下，又一下。然后他抬起头来，看着那位记者，也看着我们每一个人。

“失败？当然想过。怎么可能不想？”他说，语速比之前慢了许多，“搞飞机不是写文章，写坏了可以撕掉重来。新型战机，几代人的心血，国家之重器，飞行员的命……我怎么可能没想过失败。”

“但是，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把笔记合上，放回桌上，“如果你不去做，那才是真正的失败。而且，是比失败更可怕的东西——那是放弃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办公室里很久没有人说话。窗外的蝉鸣一声接一声，闷闷的，像是从地底下钻上来的。阳光从窗户斜斜地打进来，照在他的肩头，把他的白衬衫照得有些透明。我忽然觉得，这个瘦削的老人身上，有一种很重、很沉的东西，那东西让他把所有的犹豫和恐惧都压了下去，只留下一往无前的决心和善作善成的意志。

那天傍晚，我们走出办公室，晚霞已经把半个天空烧成了橘红色。陈一坚站在门口送我们，依然是那个温和的微笑，依然是那个不紧不慢的挥手。

8月29日，我们正在北京阅兵村采访，又有幸碰到来看望他的“飞豹”战斗机的陈一坚总师，他送我一架参阅“飞豹”的飞机模型，还有两枚人民海军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封，并亲笔签上“吴瑞虎同志：敬祝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99.8.29”。他谈起“飞豹”从1988年首飞到1998年定型，此刻又将亮相国庆阅兵，眼中满是克制的自豪，那是半生心血即将接受祖国检阅的欣慰。

一个月之后，1999年国庆大典，六架“飞豹”编队成箭型呼啸掠过天安门上空，铁翼振翅，威震长空，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了那间办公室，想起了那本卷了角的笔记，想起了他说的“差不多就是差很多”，也想起了他赠我飞豹飞机模型时的那种自信，也读懂了他一生坚守的意义。

后来，我写的《飞豹啸海天——记我国新型歼击轰炸机的研制、试飞和检阅》，刊登在《解放军报》《记者写天下》《中国青年》等媒体上，并在2000年出第一本新闻作品集时，特定书名为《飞豹啸海天》，以示对“飞豹“研制者及其形成战斗力的所有参与者的敬意。

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，歼轰-7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，陈一坚总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我特向他祝贺，他说，这是团队的贡献，是大家的荣誉。

如今96岁的陈一坚院士驾鹤仙逝，唯有他亲手雕琢的战鹰依旧翱翔在祖国碧海长空。那次短暂的访谈，我有幸窥见一位航空报国者的赤诚风骨：有心系家国的担当，有直面困境的勇毅，有扎根团队的格局，更有一生守正、潜心钻研的顽强执着。斯人虽逝，风骨长存，他留下的不仅是国之重器，更是代代传承的航空精神，永远激励着后人，守护这片山河无恙。

陈一坚院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