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 杨小军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家住在信阳空军第一航空机务学校的三合院里。那时的家属院没有物业，公共水房和厕所都由各家各户轮流打扫。值日牌挂在墙上，上面写的都是家长的姓名——廖自扶、杨继旦、贾光荣……那些名字像钉子一样，牢牢嵌在木牌上，也嵌在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子里。

不知何时，院里流传起一段顺口溜："身穿料子服（廖自扶），手提洋鸡蛋（杨继旦），因为假光荣（贾光荣），所以成天哭（程天库）。"四句话，四个教员，谐音梗编得严丝合缝。程天库不住三合院，但他是学校的学雷锋标兵，众人皆知，便也被编了进来。院子里的人们闲来拿姓名逗趣，图个乐子，并无多少恶意。但我那时只觉"洋鸡蛋"三个字刺耳无比，仿佛把爸爸的名字钉在了笑话的靶心上，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。当有人故意问起我爸爸叫什么，我会把脸一扭，丢下一句"不知道"，转身就跑。

一天，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轻声问："听说，最近因为那个顺口溜，很不高兴？"我低着头，闷闷地"嗯"了一声。老师笑了，说："你爸爸这名字，可是个好名字。'继'，是承接，是把前人肩上的担子稳稳接过来，再往前走一步；'旦'，是破晓，是天亮之前最黑的那一阵里，东方泛起的头一道光。"  老师的指尖在木桌上缓缓划过，仿佛划开了我心头那层阴翳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爸爸的名字是这样郑重、这样明亮。那一瞬间，我阴云密布的心里，真的照进了一束光。

后来，从母亲断续的讲述里，我渐渐看见了那束光的源头。父亲刚参军时便参与了贵州剿匪。敌暗我明，大山里地形复杂，父亲所在的连队出发时六十多人，最后只回来十几个。父亲从不讲那些惊险的往事，却常常在夜深人静时，独自对着出发前全连的合影发呆——目光从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上缓缓划过，沉默得像一座山。

还有一次执行任务，父亲已经上了飞机旋梯，一个新来的战友硬是把他拽了下来，满脸通红地说从没坐过飞机，想让父亲把机会让给他。父亲笑着拍拍他的肩膀，转身下了旋梯，改乘汽车。结果那架飞机出了事。后来很多年里，父亲从不提起那个战友的名字，但每年有一个日子，他会独自在院子里坐很久，烟头一亮一灭，像在跟什么人说话。

79年，帮转业的叔叔跑户口，人家按地方上的规矩备好礼物让父亲带上，父亲却凭着软磨硬泡的功夫把事情办成了，礼物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。回来路上，因为新司机分神，将骑自行车的父亲撞倒，车轮压到他腰部，动弹不得。司机踩了刹车后慌忙下车，见状不知所措。父亲咬着牙说："还不倒车，把我放出来。"父亲被送往医院后，水泥地上留下一片暗红的血迹。那个血泊的面积不大，却像一枚沉默的印章，盖在父亲那年夏天的路面上。爸爸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。父亲一直没有追究司机的责任。他后来说，那孩子从驾驶室爬下来时，两条腿抖得站都站不住——他不想让这个年轻的司机，一辈子在阴影里活下去。

我渐渐明白了，作为一名老党员，父亲不是没有经历过艰辛与失去，他只是把那些沉甸甸的东西，都化作了眉宇间的云淡风轻。他用最朴素的沉默，守护着"旦"字里那份破晓的光明——替牺牲的战友活着，替那个年代守住微光，再把这份光亮不动声色地带进琐碎的日常。

后来，再有人问起父亲的名字，我会挺起胸膛大声说："我爸名叫——杨继旦！"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自豪。那段顺口溜，我也能笑着从头念到尾了："身穿料子服，手提洋鸡蛋，因为假光荣，所以成天哭。"四句玩笑话，四个活生生的人，一段回不去的岁月。它们被押韵捆在一起，一笑就笑过了几十年。而其中最让我感慨的，恰是被说成"假光荣"的贾光荣和被说成"成天哭"的程天库——他们和父亲一样，都是一机校里兢兢业业的教员。顺口溜能编进他们的名字，恰恰说明他们在那片屋檐下，是有温度、有存在感的"身边人"。

"洋鸡蛋"这个绰号，如今在我眼里，像一枚带着时代包浆的小贝壳，搁在掌心，沉甸甸、亮晶晶。它串起的不是嘲讽，而是一整段父亲和战友们共同度过的、平淡又厚重的好时光。父亲这一生，都在用最朴素的方式，做着一件事——守护光明，并把它递到后来人的手里。而我，终于也接住了。

7月11号，就是爸爸的生日。今夜，暮色铺开女儿的思念，泪花闪动着父亲的容颜。我要在烛光里，陪在您身边，献上从心底流出的小诗——我知道，您一定喜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