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  夏欣欣

1982年7月，我从军校毕业，头顶着盛夏的烈日，被分配到机务中队。那时候，心里头满是憧憬，觉得自己总算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，可以大展拳脚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仅仅过了三个月，一纸调令就把我抽到了新兵连，当班长。带新兵，那可是个磨人的活儿——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刚从老百姓变成军人，啥都得从头教起：叠被子、走队列、喊番号、紧急集合……样样都得手把手地掰扯。

10月，秋高气爽。新兵连的训练强度大，正步、齐步、跑步，日复一日。我带的这个班，十六个兵，个个都是好苗子，但也存在共性问题，就是正步排面老走不齐——有人快，有人慢，摆臂的高度也不一致。那天下午，训练结束的哨声响了，别的班都带回休息了，我看排面还是有点歪，就让大家留下来加练了二十分钟。“注意标齐！”“控制也步幅、步速！”“脚掌用力向下砸！”我扯着嗓子喊，一遍遍地纠正。当兵嘛，不磨不成器。

加练结束，天边已经泛起了暗红色。队伍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大伙儿的腿都像灌了铅似的，步子沉得很。经过炊事班门口时，我看见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路边，车上码着一袋袋面粉，码得老高。三个炊事员正满头大汗地往食堂里搬，可一袋面粉五十斤，三个人搬这一整车，天黑之前怕是指望不上了。我抬头看了看天——西北边压过来一片乌云，风也起来了，眼看就要落雨。面粉要是淋了雨，一袋袋全得发霉，新兵连几百号人的口粮可就糟蹋了。

我没犹豫，回头冲队伍喊了一声：“跟我上！把面粉搬进食堂，再回去！”

十六个兵，加上我，十七个人呼啦一下围上去。我带头跳上车，把面粉袋往下面递，下面的兵，扛起来就往食堂里跑。五六十袋面粉，不到二十分钟就全部搬进了库房。最后一袋刚落地，豆大的雨点子就噼里啪啦砸了下来。

我站在食堂门口，喘着粗气，军装后背湿透了，面粉扬起的灰糊了一脸。这时候，一个满脸是汗、围着白围裙的人朝我走过来，伸出手：“我是炊事班长，姓刘。谢谢了，谢谢了啊！要不是你们，这几十袋面就全完了。”我握住他，笑着说：“刘班长，客气啥？举手之劳。我是七班班长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招呼一声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眼里闪着感激的光，又匆匆忙忙回去忙活了。我当时只觉得这是件小事，没想到，后来这个刘班长，会给我们带来一顿至今忘不掉的美餐。

在军校的时候，我学的是航空维修专业，吃的是地勤灶。那时候的伙食标准，每天每人一块零七分——有肉有蛋，周六中午还要会餐，肚子里不缺油水。毕业后分到部队，依旧吃地勤灶，日子也算滋润。可调到新兵连就不一样了，新兵连的伙食标准每天只有四毛七分钱。别看就差这六毛钱，那差别可大了去了。四毛七分钱的伙食，主食管饱——馒头、米饭管够，但菜里见不着几滴油，更别提肉了。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训练量又大，一顿饭能吃六七个大馒头，可不到下午三点，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。那种饿，不是没吃饱的饿，是肚子里没油水、刮得慌的饿。

记得那时候，我们最喜欢在飞机牵引道上练队列。为啥？道理很简单：那条道面宽阔平坦，十六个人的排面能完全展开，不用担心磕着碰着。更重要的一个原因——牵引道旁边是一片老百姓的地瓜地。地瓜早就收完了，地里光秃秃的，只剩下些干枯的秧子。可你要是肯弯腰，用手在土里认真翻一翻、挖一挖，总能从垄沟缝里刨出一些手指粗细的小地瓜——那是收的时候被落下的，模样不好看，有的还被虫子啃过，但能吃。训练休息时，不少人会蹲在地里扒拉一阵。挖出来，在路边的水沟里涮一涮，泥巴还没完全洗掉就塞进嘴里，咬一口，又脆又甜，嘎嘣响。那滋味，比现在吃任何水果都带劲。关键是，它能充饥，能顶一两个小时不心慌。

新兵连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。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，晚上九点半熄灯，训练、学习、再训练。星期天是大家最盼望的日子，因为可以稍微松口气，洗洗衣服，写写家信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也是一个星期天。傍晚，大家训练归来，一个个灰头土脸的，端着饭碗蹲成一圈。每个兵碗里的米饭都压得实实的，堆得像座小山——不压不行，不吃饱半夜饿得睡不着。可是菜碗呢？空空的，像一张张张开的嘴。

这时候，副班长王宁从炊事班端着一个大铝盆过来了。那盆子不小，高大约二十五公分，口径足有三十公分，盆沿上还冒着热气。他走得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洒出一滴。还没走近，一股浓郁的肉香味就飘了过来——那味道，能把人的胃撞出咕噜噜的响声。

王宁把盆子放在地上，兴奋地喊了一嗓子：“因为明天会操，今晚连里改善伙食！黄豆炖猪蹄！”

话音未落，全班十六个兵齐刷刷地咽了一口唾沫。那香味实在是太霸道了，黄豆的醇厚和猪蹄的浓香搅在一起，在傍晚的空气里弥漫开来。好几个兵的眼睛都亮了，像饿狼一样。

可紧接着，李军脸上的兴奋就变成了为难。他看了看盆里油乎乎、黑乎乎的一锅，又看了看我们十七个人，小声跟我说：“班长，刚才我在前面打菜的时候听人说，别看这一盆油汪汪的，一人还分不到一小块猪蹄。这一大锅黄豆，干货没多少……”

我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这种事儿，在新兵连不是头一回。平时油水少，难得碰到一顿硬菜，要是分不匀，你多我少，很容易闹情绪。如果为了一块猪蹄红了脸，那就不好看了。我接过他手里的勺子，在盆沿上磕了磕，心里盘算着：十七个人，能不能每人分到一块，我心里也没底。

我先没急着舀，而是把勺子伸进盆底，搅了搅。沉在底下的干货还真不少——猪蹄炖得酱红油亮，裹着浓稠的汤汁。我有了主意。

我把十六个兵按两人一组分成八组，先保证每个组能分到一个猪蹄。我拿起勺子，从盆里捞出第一块，放进第一组的碗里……一圈分下来，盆里居然还剩了不少猪蹄。我兴奋地开始了第二轮分配，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整个猪蹄。我心里一松，笑了：“盆里还剩两块，一块归我，另一块——”我看向副班长，“剩下这个你保管，奖励给明天会操表现最出色的同志。”顿了顿，我压低声音，对大家补了一句：“悄悄地吃，别声张。”

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怕给炊事班长添麻烦。你知道，新兵连物资紧张，这顿黄豆炖猪蹄，多半是他动用自己那点“小权利”。要是闹得全连都知道七班多分了，人家刘班长不好交代。这份人情，咱们心里记着就行，不能让人家为难。

那顿饭，大家吃得格外开心。十六个兵蹲成一圈，谁也不说话，只听见“吸溜吸溜”喝汤的声音、“咔嚓咔嚓”嚼骨头的声音。有人把猪蹄啃得干干净净，骨头上的软骨、筋头都嚼碎了咽下去；有人连手指上的油都舔了又舔。黄豆炖得软烂入味，舀一勺浇在米饭上，油汪汪的，那叫一个香啊！只觉得那顿饭吃得浑身暖洋洋的，从胃里往外的舒坦。

晚上熄灯以后，宿舍里安静下来。没过多久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就响了起来，比平日响得多，也踏实得多。月光照在他们年轻的脸上，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——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，离开父母，来到军营，每天摸爬滚打，不叫若不叫累。一碗黄豆炖猪蹄就能高兴成这样。当兵的人，所求的真的不多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吃过无数次宴席，山珍海味、鸡鸭鱼肉，什么好东西都尝过。可没有哪一顿饭，能比得上1982年新兵连那个星期天晚上的黄豆炖猪蹄。我至今闭上眼睛，仿佛还能闻到那盆菜飘出来的香味——醇厚、浓郁、滚烫，带着战友之间的情分，带着青春年代的味道。

老香了。真的，老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