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 夏欣欣

1982年7月，我从军校毕业，被分配到空军某团机务三中队。那时，像我这样高中毕业直接考军校、再分到部队的年轻干部，有一个统一的称呼——“学生官”。只是这个称呼，在当时算不上什么褒奖，甚至带着几分不以为然。我们书生气重，手上没茧，肚子里缺的是实战经验，老兵们看我们的眼神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。

第一次参加飞行保障，我心里满是激动。那天天气很好，机场跑道被太阳晒得发烫，战鹰轰鸣着起落，整个停机坪像一锅沸腾的水。第一批升空的战机着陆后，滑回起飞线，发动机还没完全关车，地勤人员就迎了上去。我站在一旁，看了一会儿，脱口而出：“不是飞完了吗，怎么不拉回去？”

身边的老兵没接话，只是看了我一眼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一架飞机一天常常要飞八九个架次，多的时候能达到十二个。那是空军的训练节奏，飞机和人一样，要反复升空、反复锤炼。就是这句外行话，被时任中队指导员听了去，我也因此被他悄悄“嫌弃”上了。

半年后的一个上午，分队长突然通知我：“领导决定，调你去二中队。”没有解释，没有商量，只有一句命令。我心里是一片茫然。

午饭前，二中队来了三个人，推着一辆三轮车，帮我把行李搬上去。走在最前面的那位，身高一米七二左右，穿着四个口袋的军装，方脸黑红，大眼很亮。他走上前，主动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我叫张廷立，是二中队指导员，欢迎你。”那手像砂纸，也很有力。

三轮车在营区的路上吱吱呀呀地响。他和我并肩走着，随口问起我的经历。听说我曾在吉林市待过几年，他笑着说：“难怪口音里带着东北味儿。我家是长春的，咱们算是老乡。”我三岁便跟母亲从湖南随军到吉林，后来又辗转到河南，在部队大院长大，方言基本不会说，也从没人认过我这位老乡。听指导员这么一说，心里顿时暖烘烘的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再是个“外来户”。

过了半年，我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见习期，经考核按期转正，成为一名特种设备师。

那天下午，飞行任务结束得早，张指导员拉我在飞机后面坐下。他笑着打量我：“第一次见你时，还是个小白脸，现在都晒成黑泥鳅了。”我咧嘴笑了笑。

顿了顿，他忽然问：“你怎么不写入党申请书？”

我答道：“我写过啊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军校期间。”

他沉默了一下，目光从我脸上移开，落在远处一架正在试车的飞机上。“在三中队，没人跟你提过这事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
张指导员轻轻摇了摇头，没有埋怨谁，也没有替我鸣不平。然后一字一句地对我说：“到了部队，应该再写一份。”

“好，我今晚就写。”我没有犹豫。

第二天，我便把《入党申请书》交了上去。从那以后，心里多了一份念想。

1984年5月，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。年底，荣获军校毕业以来的第一次嘉奖。

1985年1月1日，我的一首小诗发表在《空军报》上。报纸送到中队时，我正在停机坪上擦飞机。有人跑过来喊我：“你的诗登报了！”我接过报纸，找到自己的名字，心跳得厉害。晚上躲在被窝里，打着手电看了又看。其中有两句，我至今难忘：“跑道是长长的线谱，战鹰就是上面的音符。听着听着，我想笑。听着听着，我想哭。”

那是我在机务工作里的真实感受。战鹰轰鸣时，你觉得自己渺小，又觉得自己重要。每一个音符都不能错，错了就是事故，就是生死。但当你保障的战鹰平安返航时，那种想笑又想哭的冲动，是任何语言都说不透的。

张指导员看到这首诗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走到我跟前，伸出那双有力的手，在我的手上狠狠地握了握。那个力度，让我感到疼，又感到快乐。

1985年5月，我按期转为正式党员。同年，部队保送我前往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习。消息来得突然，我拿着通知书去找张指导员。指导员看了一眼通知书，说了一句：“好好学。”

离队那天，张廷立指导员和十几位战友一起为我送行。汽车缓缓启动，我回头挥手。汽车转弯了，我看到他还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常常想那个转弯。人生中有些转弯是山重水复，有些转弯是柳暗花明。他嘴里没有长篇大论，但他眼睛里有千言万语，手心里有千丝万缕。

跑道是长长的线谱，战鹰是上面的音符。而那个站在跑道尽头的人，用他的方式，教会了我如何奏响自己的乐章。